第10章 兵临
「自甲戌以来,冀东为之一变。
长城一战,兵退关内;一纸协定,冀东二十二县,尽成不设防之地。
未几,有人挟洋自重,竖起“自治”的旗,
丰润、滦县、玉田、遵化……一县一县,都插到了太阳旗底下。
丰润古称浭阳,还乡河自北而来,穿城而过,两岸是淤黑的土、成片的庄稼。 自鬼子占了唐山、占了县城,浭水两岸,就没安生过一日。 据点一个接一个立起来,炮楼一座接一座修起来; 道口上支着铁丝网,铁道上跑着铁甲车; 过路的百姓,见了鬼子的岗哨,得远远地鞠一个躬。
民谣里唱—— “七树庄,槐树多,树底下,摆香桌。 香桌点灯不点灯,看的是村口过的兵。 兵是东洋兵,枪是三八大盖枪, 进村先要粮,出村先要羊, 牵走了羊,抢走了粮, 留下一村人,饿肚肠。”
又有人唱—— “月牙出来照河湾, 滦河水,流呀流不完; 东洋兵来了占了关, 青纱帐里,藏着胆。 青纱帐倒了明年长, 中国的爷们,杀不完。”
还听人念过一段没头没尾的话,像是从戏文里改出来的—— “浭水长,还乡长, 丰润城,变了样; 城头望,旗换黄, 满街走的,是黄衣裳。”
又有人这么说自家—— “早也慌,晚也慌, 夜夜提心到天亮; 天亮了,还得下地, 地里长的,是咱的粮; 粮进了囤,囤归了谁, 不敢想,不敢想。”
志书上记这些事,只用冷冰冰的几个字: “某年某月,日伪据城。”“某村被焚。”“某处被掠,死若干。” 一村一庄的血泪,落到纸上,就剩这么一行。 这些字,是留给后人的;那些日子,是留给活人的。 活人不说这些,活人只说一句:怎么熬。
老辈人后来讲,那几年的日子,是“数着天数过”的: 今天的“太君”是宽脸,明天的“太君”是黑脸; 今天只抢粮,明天就要人; 今天烧的是东头的房,明天烧的是西边的场。 天没变,地没变,就是人的腰,一天比一天弯下去。 弯着,也没断。 断了的,埋在山里,埋在村外,坟头的草,没人敢去割; 没断的,咬着牙,等—— 等什么,谁也说不清,只道是:总有亮天的时候。」
上面这些话,是后来修志的人在纸上记下的,也是庄户人家在炕头上、火盆边,一句一句嚼出来的。纸上的字,嘴里的话,说的是同一件事:鬼子来了,天变了。可天是怎么一天一天变的,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,纸上记不全,歌里也唱不尽。要把这个“变”字说透,得回到一个庄子上——回到七树庄西边这十来里地的菜子庄,看这一方土、这一村人,是怎么在铁蹄底下,把日子一寸一寸过下去的。
10.1 铁蹄进村
「民国二十二年春,长城脚下的枪声,停得突然。
不是打胜了,是不许打了。
一纸塘沽协定,把冀东二十二县划成了“非武装区”——
中国的兵撤了,中国的官还在,可枪,是交出去了。
两年之后,又有人把“自治”的幌子竖起来,
到这时,丰润的百姓才算明白:
不是天要变,是有人把天卖了。
庄户人家不懂什么叫协定,什么叫自治。 他们只知道:往日里过兵,是中国的兵,借宿、讨水,走的时候把院子扫干净; 如今过兵,是东洋兵,进村就翻箱倒柜, 见了鸡抓鸡,见了粮装粮, 见了年轻媳妇,就把脸扭过去。
往日里走亲串户,抬脚就走; 如今出村十里,得揣着“良民证”,得看岗哨的脸色。 桥头、道口,都立了杆子、拉了铁丝; 田还是那几亩田,路还是那条路, 走起来,却像踩在别人家的地上。 从此,菜子庄的天上,多了一面旗; 庄户人的心里,多了一把锁。
铁蹄进村那天,没人敲锣,也没人喊, 是狗先叫的。」
这几句话,也是后人的追记。要真说清“铁蹄进村”这四个字,得从更早说起——从天还蓝着、把式房的灯还亮着的时候说起。菜子庄的庄户,大半辈子只知道种地、过年、赶集,知道麦熟的日子、谷黄的节令,知道把式房里谁的手快、谁的桩稳,却不知道几十里外,长城那边的枪声响过之后,他们头顶上的这片天,已经悄悄换了颜色。等他们觉出不对味的时候,天,已经是另一个天了。
10.1.1 变天
变天,不是一下子变过来的。
头一个消息,是从西边、北边传来的。民国二十二年春上,长城一线打起来了。喜峰口、冷口、罗文峪,这些地名,头一回钻进冀东庄户人的耳朵。庄里赶车的、跑外的,从七树庄的车马店听了回来,蹲在打谷场上,一嘴一嘴地学:说那边有个什么军,夜里摸上敌人的营,一片大刀抡过去,把鬼子的脑壳砍得满地滚。说得神乎,听得人心里发热。
李如森那年正当年,听了这话,眼睛就亮。他回屋,把搁在墙上的那口疯魔刀取下来,就着月光擦了半宿。他哥李如松瞧见了,只说了一句:“把刀收好。”李如森没吭声,把刀回了鞘,挂回墙上。
可这热乎劲没几天。枪声停得蹊跷。庄稼人不懂那些大道理,只晓得:中国的兵,往关里退了;长城沿线,划成了个什么“非武装区”,一带几十个县,不许中国的兵驻扎。庄里人嘀咕了几天,也就算了,各自下地干活去。天还是那个天,地还是那个地,谁也没往深里想。
这份安生,到民国二十六年夏天,就打住了。卢沟桥那一声枪响,全国都成了战场。往后的消息,一天比一天糟:北平丢了,天津丢了,鬼子的兵顺着铁道往南往东压。冀东这一片,本就在人家的手指头缝里,如今更成了人家嘴边的肉。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,可庄里人心里都明白,头顶上那片天,是要塌了。
转过年来,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的夏天,丰润一带闹起了大动静——后来史书上管它叫“冀东抗日大暴动”。八路军的队伍从西边挺进到冀东,同本地的抗日力量汇在一处,一个月里头,队伍滚雪球似的涨到好几万人,扒铁道、端据点,闹得鬼子手忙脚乱。菜子庄离得远,没直接卷进去,可风声也刮到了。庄里几个胆大的后生,夜里凑着嘀咕,动了心,想投奔去。李如松压住了,说:“动不得。咱上有老下有小,一走了之,这个家就散了。”他没说出口的另一层意思是:这拳,这灯,这家,总得有人守着。
又过了两年,风声紧起来。有人在通县竖起了“自治”的旗,说是冀东二十二县都归了他管。丰润、滦县、玉田、遵化,一县一县,都换了旗号。旗是什么旗,庄户人不认得,只知道上头画着个大太阳,红彤彤的,看着扎眼。七树庄镇上的公所,也换了人,门口挂了新牌子。集上卖菜的、卖布的,嘴上不敢说,心里都在打鼓。
真正让菜子庄人觉出“换了天”的,是那年秋后的一件事。镇上来了几个穿黄衣裳的兵,不借宿,不讨水,径直进了公所,歇了一夜。第二天,公所的人敲锣把各村的“首事”都叫了去,说是要“开会”。李如松去了。回来的时候,脸拉得老长,一句话不说,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旱烟。李国荣问他,他才吐出一句:“往后,过兵得迎,要粮得送,见了穿黄衣裳的,得鞠躬。”屋里静了半天。李国荣坐在炕沿上,半晌,只说:“先忍着。”
“先忍着”三个字,成了往后几年,菜子庄人嘴边最常挂的一句话。忍着一时,图的是保住一家老小;忍着一天,图的是还能有明天。这不是软骨头,是庄稼人过日子的道理——地还要种,娃还要养,能屈能伸,才活得下去。只是谁也没料到,这一忍,就是八个年头。
这八个年头,庄里的老人后来一算,从鬼子头一回进村,到他们最后卷着铺盖滚蛋,不多不少,整整八年。八年的日子,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:熬的时候,觉得没个头;回过头看,又像是弹指一挥。可就是这八年,把菜子庄的骨头,给一寸一寸地淬硬了。
10.1.2 据点
铁蹄真踏到七树庄、踏到菜子庄地头,是又过了一年的事。
先是修路。鬼子逼着各村的百姓出夫,去修“汽车道”。旧年那道走牛车的土路,被垫宽了、轧平了,两旁挖了沟。修路的都是本乡的庄稼汉,自己的地荒着,却要去给鬼子垫路。监工的是伪军,手里拄着鞭子,谁直起腰来歇一歇,鞭子就落下来。李如松替村里出夫,去了十来天,回来后病了一场,说是胃里存了凉水,其实是憋的气。
有了汽车道,鬼子的汽车就来去如飞。再往后,七树庄镇上立了据点,村外的土坡上修起炮楼。炮楼是青砖砌的,老高,四面开着枪眼,白天挂着太阳旗,夜里点着探照灯,一道白光扫过来,扫过庄稼地,扫过坟圈子,扫得人心头发毛。据点里住着鬼子的一个小队,还纠合了一帮伪军,叫“警备队”。伪军多半是本地人,或是外县来的游手,穿一身黄皮,腰里别着枪,跟着鬼子进村催粮、抓夫、查“良民”,横得很。这些穿黄皮的里头,也不都是坏透了的。有的是被抓了壮丁,有的是家里揭不开锅,为一口饭糊了身;里头一多半本是本地人,白天跟着鬼子进村,夜里回了家,还是庄稼汉。他们心里也存着一杆秤:催粮,能少催一分是一分;抓夫,能放走一个是一个。有一回,据点要抓菜子庄两个后生去做工,来传令的那个伪军,头天夜里悄悄跟其中一家的老人递了个话。第二天,要抓的人“恰好”都出了远门,只抓着一个空。这样的事,庄里人嘴上不提,心里都记着。
有了据点,就有了“保甲”。十户一甲,十甲一保,一家出事,十家连坐。人有了“良民证”,一张巴掌大的硬纸片,上头按着指印,出门得揣着,走远道还得开路条。李家的良民证,是李如松去镇上领回来的,领的时候,翻译官把那纸片往桌上一推,斜着眼说了句:“好好挂着,丢了,拿你顶数。”
庄户人的日子,从那以后,就添了一层。下地,得看着日头;赶集,得看着岗哨;夜里睡觉,得留一只耳朵。谁家院子里养了猪,哪天夜里没的,没人问;谁家媳妇回了趟娘家,路上被岗哨盘了半个时辰,也没人敢声张。菜子庄离七树庄据点十来里地,正好在鬼子的脚边上。往日里赶集图近便,如今,这条十来里路,走得人心惊肉跳。
最叫庄里人心里发沉的,是日军头一回开进菜子庄的那一天。那是入秋,地里的高粱刚红。一队伪军先到,挨门挨户地拍门,喊着“出迎”。庄里人胆小,都聚到村口。后头跟着十几个日本兵,端着枪,皮靴踩在土路上,一步一步,很慢,很有声。为首的一个,留着一撮小胡子,在村里走了一圈,拿手比划着,嘴里嚷着听不懂的话。翻译官说:太君要粮,要牲口,还要几个扛活的。
那一回,李家牵走了一头骡子,囤里的高粱被装走了三口袋。李国荣站在院门口,看着那几个日本兵抬粮食,一句话没说。等他们走了,他才回屋,把那口上了年纪的老箱柜打开,从里头取出一块包了好几层的布——那是郭邦训传下的那根白蜡杆。他摸了摸杆子,又包好,塞回了箱底。他谁也没叫,自己坐了半天。
10.1.3 门前的旗
鬼子来了以后,庄里的头一样怪事,是家家门口都挂起了旗。
那旗是小膏药旗,白布上一块红。是保甲长挨家发的,说是“太君”的规矩,挂了才算是“良民”。起先庄里人不肯挂,怕让乡亲戳脊梁骨。可后来出事了:邻村有个姓王的,不肯挂旗,被伪军瞧见,拉去镇上一个“问话”,回来的时候,人虽囫囵着,家里的两石粮食却没了。打那以后,菜子庄的门框上,也都飘起了那一块红。
挂旗这事,看着小,压在庄户人心上,分量却不轻。有老人夜里起来,瞅见门口那面旗,叹着气,把它摘下来,转过身想想,又挂回去。摘了,惹祸;挂着,堵心。就这么着,白布一块,红心一点,在风里摆了好几年。
有了旗,还学会了藏。藏粮,藏钱,藏牲口,藏人。粮不搁明面,挖地窖,砌夹墙,把棒子搓成粒,装进坛子,埋到猪圈底下;牲口不敢牵进村,夜黑里牵到沙河的河滩上拴着;大姑娘小媳妇,见了风声,就拿锅底灰抹脸,把头发剪短,蓬着,看着老十岁。这些土法子,是祖辈对付土匪时攒下的,如今拿来对付鬼子,一样管用。
藏,也是一门功夫。有一回,伪军冷不丁进村“查户口”,李如松的妹子恰在娘家。情急之下,她钻进灶房,抄起一把锅底灰往脸上一抹,又抓过奶奶的旧头巾裹上,佝偻着腰,装成个耳背的老婆子,坐在灶前呼哒呼哒地拉风箱。伪军进来,扫了一眼,问了句“就你俩?”,没起疑,走了。那风箱,她拉了整整一个时辰,手都磨破了皮。事后想起来,庄里几个妇人都说:那会儿,比唱戏还难——唱错了,不过是挨顿骂;这要是露了相,是要掉脑袋的。
最叫李家人揪心的,是把式场。
亓门的把式场,传了四代人,灯亮了不知多少个冬夜。可自打鬼子来了,那盏灯,就再没敢明着点过。拍门声、皮靴声、狗叫声,就是它最怕的动静。太显眼了,太招事了。会拳,往日是庄里的体面;如今,是能塌天的祸根。李如松跟弟弟李如森商量了一夜,定下三条:明面上,把式场歇了,谁也不许在外头亮架子;器械,疯魔刀、大枪、长棍,全都收起来,深的埋、浅的藏;村里后生,想练的,夜里三三两两来,摸着黑,练半个时辰就走,绝不留宿,绝不点灯。
李国荣那时身子已不如从前,一到阴天,膝盖就疼,是早年在雪地里落下的病根。可这几条规矩,是点着名要他定的。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,慢慢地说:“拳在咱身上,是护身的,不是招祸的。这个年月,能忍就忍。忍,不丢人。”
李如森不服。他性子像他爹年轻时,急,硬,见不得低头的事。有一回,镇上的伪军来收“治安费”,站在院门口骂骂咧咧,李如森攥着拳头,指节都白了。李如松一把按住他,把他拽回屋。等伪军走了,兄弟俩在屋里对坐着,半天,李如森才闷出一句:“哥,咱练拳的人,就这么让他们指着鼻子?”李如松没接话,半晌,才说:“爹说得对,先忍着。可不等于咱跪下了。”
这话,说到了根上。菜子庄的人,把旗挂上了,把头低下了,可心里那口气,没散。没人去据点告密,没人领着鬼子去山里搜八路——庄里出了几回这样的事,都被乡亲们糊弄过去了。夜里,还有后生摸着黑,到李家的偏屋里站桩;练的不是招式,是那口气。有后生问李如森:“师父,这年月,练拳还有啥用?”李如森憋了半天,说:“练着,等用得上的那天。”
10.2 扫荡年月
「扫荡,扫荡,一年好几趟。
春上青苗没膝,他们来;秋里谷子进场,他们还来。
汽车、骑兵、狼狗,一路尘土,
进了村先围场院,把人赶到一处,
问一句‘八路的有’,答不上来,就烧房、就抓人。
过来人讲,那几年最怕两样: 一样是半夜的狗叫——狗一叫,准是有人进了村; 一样是天亮时的安生——静得太出奇, 不是没事,是事已经出在你家门外了。
‘清乡’二字,写在纸上斯文, 到了地头,就是牲口被牵走、锅灶被砸了、人被绳子捆着押上路。 庄户人不懂什么叫‘治安肃正’, 只晓得:来一趟,少一口粮;来两趟,少一间房; 来得多了,一条街上,能走出好几家绝户。
有人编了句顺口溜,说给娃听,也说给自个儿听—— “鬼子来,笸箩翻, 粮食进了他的车; 鬼子走,火连天, 咱的房,剩半间。 半间房,也得住, 半间房里,还得活。” 这话听着像笑话,念着念着,就念出了眼泪; 眼泪擦干了,日子,还得往下过。」
“扫荡”两个字,如今写在纸上,轻飘飘的;搁在那年月,是悬在庄户人头顶上的一把刀。这把刀,一年到头,说落就落。落下来的时候,不分你家我还是他家,只看你那天在不在村里、躲没躲出去。菜子庄的人,就是在这把刀底下,练出了一副本事——不是打人的本事,是活命的本事:一听风声就动,一动就散,一散就隐。这本事,没人教,是血泪里逼出来的。
10.2.1 清乡
鬼子的扫荡,庄里人又叫“清乡”。
这词儿是从据点里传出来的。翻译官站在村口的场院上,扯着嗓子念过一两回,说是“治安肃正”。庄户人听不懂那四个字,只记住了“清乡”——清,是清理;乡,是咱这乡。清理咱这乡,清什么?后来才明白,凡是不肯交粮的、不肯出夫的、嘴里骂过鬼子的、或是被谁指认跟“八路”沾过亲的,都在被“清”之列。
清乡的法子,一回跟一回不一样,一样比一样狠。头几回,是白天来,开着汽车,一路尘烟,进了村先围场院,把男女老少都赶到一处,端着枪,看谁的眼神发慌。翻译官挨个问:“八路的有?来过没有?”答没有,就翻箱倒柜;翻不出什么,就把鸡抓走、把猪赶走、把粮装走,算是“交差”。庄里人管这叫“打秋风的黄皮”。
再往后,就不是抢东西那么简单了。有一年春上,据点里来了命令,各村要出“劳工”。这一回,菜子庄摊上了两个名额。保甲长愁得转磨,挨家挨户地去说,谁也不肯去——说是去“做工”,谁都知道,是被押到关外、押到矿山里,十去九不回。后来到底凑了两个数:一个是外乡逃荒来的光棍,一个是没钱没势的穷汉。走的那天,天没亮,两人被绳子捆了,一串儿押出村去。庄里没人敢送,只在墙缝里、门缝里,看着那两个人影,越走越小,最后拐过村口,没了。
被抓走的、烧了房的,日子还得往下过。庄里有不成文的规矩:谁家遭了难,街坊四邻都来搭手。房烧了,大家帮着和泥、垒墙;粮没了,东家一碗、西家一瓢,凑一凑,总不至于饿死人。李如松家但凡粜了粮,总要匀出一小口袋,悄悄搁在遭难人家的窗台上。这年月,人帮人,都帮在暗处——不敢明着来往,怕被汉奸瞧见,反倒连累了对方。就这么一步一步,菜子庄到底没有散。
有一年深秋,最狠的一趟清乡,是冲着“藏八路”来的。那天一早,三辆汽车载着一队鬼子,外加两小队伪军,从七树庄据点出来,先围了西边一个村子。他们把全村人赶到场院上,让男女分开站,一个一个地认。谁家窝过游击队,谁家给山里送过粮,只要有人一指,立时就捆了。那村烧了七八间房,抓走了三个人。菜子庄隔着一片庄稼地,远远地望见那边冒起的黑烟,一天没敢下地。到了晌午,风把焦味吹了过来,庄里人闻着那股味,谁也没说话,只是把手里的活计攥得更紧了。
清乡最烈的时候,连庙会、连赶集都成了忌日。有一回,邻村逢集,人正多,鬼子的汽车横冲直撞地开来,跳下来就抓人,一集抓走了十几个,说是“送去修工事”。菜子庄赶集的人,有几个眼尖,早瞧见势头不对,钻进高粱地里,趴了半天,等天黑透了才敢回家。回到家,一身的土,一身的汗,坐在门槛上,半天缓不过神来。他媳妇给他端了碗水,问:“抓人了?”他点点头,又说:“咱往后再不赶那种集了。”
那年月,“清乡”这两个字,像一张网,越收越紧。菜子庄的地,还是那块地;房,还是那几间房;可种地、住房的人,心里头,时时像揣着块石头。
10.2.2 跑反
石头揣久了,人便学会了对石头说话——怎么躲,往哪儿躲,几时躲。
庄里人管躲兵叫“跑反”。跑反是有门道的。头一样,得听风声。谁是风声?村口的狗,是一等一的。据点那边一有动静,汽车道上一有响,狗先叫,叫得又急又乱,一路传过来,传遍全村。第二样,得认路。往哪跑?往青纱帐里跑。高粱、棒子长起来的时候,一人多高,密密匝匝,一头钻进去,外头什么也看不见。第三样,得有去处。跑反不是瞎跑,庄户人早把附近的地形摸熟了:哪片坟地土厚,能藏人;哪条河沟水浅,能蹚过去;谁家的地窨子,是早年间防土匪挖下的,能钻进去几口人。
李家的地窨子,就在院子西头的柴垛底下。挖得早,是李国荣年轻时候,跟着郭邦训学拳那阵子,防匪用的。这些年,里头搁着几口坛子、一床旧棉被、半袋干粮。鬼子来的时候,李国荣的老伴、李如松的媳妇,还有两个半大的娃,就往里钻。柴垛一盖,什么也看不见。
有一回,扫荡来得急,是后半夜。狗一叫,全村的人都动了。李如松拎起挂在墙上的两个褡裢,一手拉着侄儿,一手扶着老父亲,往村东的沙河滩上跑。李如森断后,把院门锁上,最后瞧了一眼空荡荡的院子,才跟上。一家人在河滩的蒲草丛里趴到天亮。天亮时,远远地望见庄子里几处冒烟,是鬼子烧了两家的麦秸垛,还打死了谁家的一头牛。等鬼子走了,人回到家,看见灶台上的锅被砸了,水缸被推倒了,墙根底下那口腌咸菜的缸里,泡着半块脏布。
这样的日子,一年里总有几遭。跑反跑惯了,庄里人连觉都睡不实——夜里听不见狗叫,反倒睡不着;听见了狗叫,一骨碌就爬起来。有老太太念叨:“人活一辈子,哪有过这种日子,连觉都不叫睡囫囵的。”念叨归念叨,天一亮,还是得下地:地荒了,一家子吃什么。
跑反最难的,是老人和孩子。老人跑不动,孩子不懂事,一慌就哭。李国荣年纪大了,腿脚不便,有几回是李如松、李如森兄弟俩轮着背出来的。李国荣伏在儿子背上,一言不发。到了河滩上,他坐在草丛里,望着自家村子的方向,半天,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:“这口气,记着。”
10.2.3 山里的消息
菜子庄的人,往北望,那道隐约的山影底下,藏着他们心里的一线亮。
那片山,是燕山的余脉,山高沟深,坡陡林密。翻过几道梁,就是潘家峪。潘家峪是个大村子,坐落在一个山坳里,是丰润、滦县、迁西三县交界的地方。那儿产的是山货:栗子、核桃、红果,还有旱地的谷子。庄户人隔着几十里地,平常并不往来,可那几年,“潘家峪”三个字,却常在心里转。
因为那一带,是抗日根据地的腹地。
自打民国二十七年冀东闹起抗日暴动,八路军、游击队的队伍就进了这一带的山区。山里有兵工厂,有被服厂,有后方机关;山里的老乡,送来送粮,抬担架,当向导。那片山,山高路险,沟沟岔岔,藏得住人,也藏得住队伍。鬼子的汽车、大炮,进了山就施展不开,只能靠两条腿的步兵,一步一步地搜。这一来,山里的军民就有了周旋的余地:敌来我走,敌走我回,把个“扫荡”拖得又长又乏。庄里人虽没进过山,可这些话,听多了,心里也能勾出个大概——那一片望不见头的大山,就像自家后院里头,藏着的一口深井,任谁也探不到底。丰润、滦县、迁西交界这片地界,成了敌人眼里的钉子,肉中的刺。所以鬼子的“扫荡”、“清乡”,往山里去得最勤。据说,那一两年里,敌人围攻潘家峪一带,前前后后总有上百回,一趟又一趟,回回都叫山里的军民挡了回去。这消息,是山那边串亲的人带过来的,也是本乡去山里送过粮的人回来说的,真假谁也说不准,可庄里人愿意信——信着,心里就有个盼头。
菜子庄挨着平原,离山不近,可也不是一点不沾。有后生半夜里出过村,替山里的游击队带过路;有人家的灶上,多做过几锅干粮,交给“串亲”的人捎走;有一回,游击队的一个伤员,在村西的场院里藏过一夜,天亮前,被抬着进了山。这些事,做的时候没人声张,做完更没人提。李如松心里清楚,也不点破,只叮嘱一句:“嘴上把门。谁要是嚷嚷出去,一家人都得遭殃。”
庄里人盼着山里的消息,可嘴上从不提。一提,就是祸。那年月,一个“八路”俩字,能从人嘴里要了命。于是山里的消息,只在最信得过的人之间,压着嗓子,一个传一个。传的也不是什么大事,多半是几句:山里又打了胜仗啦,鬼子的汽车叫炸了啦,据点里的鬼子少了几个啦。听的人也不多问,只默默记下,转过身,脸上的愁纹松一松,第二天干活,手上的劲头,足一些。
到了夜里,李家的偏屋里,又会有后生偷偷来站桩。站完了,有人忍不住问李如森:“师父,你说,那山里的,能撑得住不?”李如森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庄稼地,半晌,说:“撑不撑得住,不是你我能说的。可咱能做的,一样不能少——嘴要严,腰要直,拳不能丢。”后生们应着,散进夜色里。那一晚的桩,站得格外稳。
10.3 枪口之下
「枪口底下过活,头一条是学会低头。
低头,不是认输,是把命先保住;
命保住了,拳头就还攥着。
庄户人讲,那几年,人分三种: 一种见了穿黄衣裳的,远远就跪,跪着还赔笑; 一种见了他,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,面上不露; 还有一种,是把刀往怀里一掖,夜里翻墙出去,上了山。 三种人,各有各的活法,各有各的难。
枪口底下的日子,最难的不是挨一下打, 是天天挨着,还得天天陪着笑脸,天天弯着腰; 是把一身本事,硬生生地按进肚里, 眼看人家在你眼前逞凶,你还得把眼皮子耷拉下来。
练家子常说,功夫在身上,不在嘴上; 可那几年,功夫在身上,反倒成了催命的纸—— 露一分,险一分。 所以他们把功夫藏起来, 藏进墙根、藏进土里、藏进箱底, 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。
可要说骨气,它不挂在脸上。 挂在脸上的,叫硬;藏在心里的,才叫骨头。 硬,是打给旁人看的;骨头,是留给自己的。 ——老辈人后来这样说」
这三句话,是菜子庄的老人,在往后太平年月里,慢慢嚼出来的。搁在枪口底下那几年,庄户人自己未必说得这么明白。他们只知道:日子不能不过,人不能不做,可有些东西,哪怕是拿命去垫,也不能塌。这一点,在别处许是虚的,在菜子庄,却有实实在在的着落——着一门传了四代的拳上,着在几个练家子身上。
10.3.1 跪与不跪
菜子庄的人,给鬼子跪过。
跪,有三种跪法。一种是真跪,跪得利索,跪得诚心,见了穿黄衣裳的就点头哈腰,恨不得把祖宗都卖了。这样的人,庄里也有几个,多是在镇上混过、在外面见过世面的:一个从前在车马店当过伙计的,后来给伪军当了跑腿;还有一个,是外庄迁来的,会写几个字,据点里要他管账、写告示,他就管了。庄里人背地里叫他们“吃鬼子饭的”,当面不敢说,只远远地躲开。这号人,是庄里的疮,不提也就罢了。
有一种跪,是假装跪。面上跪下去,心里头另有一本账。这种人最多。见了鬼子的岗哨,鞠个躬;鬼子要粮,先应着,回头能拖就拖,能省就省;据点叫去“开会”,人去了,话拣着说,风拣着靠。他们不是不怕,是太怕了,怕到骨头里,反倒生出一种沉住气的本事:不显山,不露水,把一家老小稳稳当当地护在身后。菜子庄的当家人们,多半是这么过来的。这不是什么英雄,可要没这一层护着,庄里那些老的、小的,早不知要死多少。
还有一种,是不跪。不肯鞠躬,不肯送粮,不肯低头的,也有。庄东头有个姓杨的老汉,儿子早年跟着游击队上了山,他自己留在庄里种地。有一回,伪军来收粮,把他的粮囤扒了个底掉,他站在院里,不哭不闹,也不作揖,就直挺挺地站着。伪军拿枪托杵他,杵得他站不住,跌坐在地上,他又慢慢地爬着站起来,还是站着。伪军没辙,骂了几句走了。庄里人看着他,心里发怵,也发烫。李如森听说了,半夜里提了半袋米,摸到他家去,搁在门后,没进门。杨家老汉后来也没谢过他,两家就这么心照不宣。
李国荣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年纪大了,话少,可心里那杆秤,一点没歪。他给儿子们立了条死规矩:吃鬼子饭的事,李家的人一样不许沾;可硬碰硬送死的事,也不许干。他说:“咱是练拳的。练拳的人,最要紧的是分得清什么时候该出手,什么时候该收手。这会子,收着,不是缩着。”
庄里人后来议论,说那几年,最能沉住气的,还得数李国荣。老人上了岁数,走不动了,可他往那儿一坐,就是一根定海针。谁家有了难处,拿不定主意,来问他,他也不多讲大道理,只说几句家常话:“忍,是忍住一时的气,不是忍断一辈子的根。”“该低头时低头,该挺腰时挺腰。”这话听着平常,可在那年月,能说出这话、又能守住这话的人,不多。庄里的年轻人心里都清楚:只要李家的老当家还坐着不动,菜子庄就慌不到哪儿去。
10.3.2 把式场的门
枪口底下,最先塌的,是那道把式场的门。
亓门的把式场,在菜子庄亮了四辈人。可自打鬼子进了村,那间偏屋的门,就叫李如松用一把旧锁,从外头锁上了。锁有多旧?锁鼻子都锈了,钥匙还搁在门框上头,庄里谁都知道在哪儿。锁不是用来防人的——真有人要来抢,一把旧锁挡不住;这把锁,是用来防“眼”的:告诉外头的人,李家不练拳了,把式场,散了。
器械是头一样要藏的。疯魔刀是亓门的看家刀,相传早年门里的祖师在乱军里使出来的,那刀磨得薄,刀背厚,使起来一气不停。这样的家伙,平日挂在墙上,是精气神;搁在枪口底下,就是催命符。李如松、李如森兄弟俩连夜动手:疯魔刀用油布裹了,埋进后院那棵老槐树底下的土里;大枪、长棍,拆开了,藏进房梁上的夹层;连那根郭邦训传下、又在李国荣手里捂了半辈子的白蜡杆,也一并收进了老箱柜的最深处。埋完的那一晚,月亮很大。兄弟俩站在槐树下,谁也没说话。李如森蹲下去,摸了摸那新翻的土,忽然说:“哥,这刀,可不能烂在土里。”李如松说:“烂不了。埋着,是等它重见天日的那天。”
明面上不练了,暗地里,这口气还断不了。到了夜里,总还有三五个后生,陆陆续续摸到李家院墙外,学两声斑鸠叫,李如森就悄悄地开门。人进来,不点灯,就着月光,在院子里站桩、走步。有时练到一半,远处炮楼的探照灯扫过来,白光顺着墙根一掠,众人立时就贴在墙根黑影里,一动不动。灯扫过去,才又接着练。这样的练法,练不出什么花样,练的是心气——外头是鬼子的岗哨,院里是自己的一口气,谁也不肯把这口气咽下去。
有一夜下雪,后生们没来,就李如森一个人,在院子里把那套梅花拳走了一遍。雪落在他肩上、发上,落了一层白。练罢,他站在院里,仰头看天,天是灰的,看不见月亮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,把式房的灯下,他爹李国荣掰着他的手腕,教他“扇缠顶”;想起师父(其实是父亲)的师父郭邦训,想起那根白蜡杆,想起墙根下被无数人站桩踩出的那溜凹槽。他攥了攥拳,进了屋。
这些后生练的,也只是皮毛。真正的讲究——那六句要诀、那段口传拳诀,那些打对时身步的分寸,李如森一字没往外传。有人问,他就说:“先站你的桩。”倒不是他藏私,是这年月,多一个人知道,就多一分祸。有一回,一个后生缠着要看一眼那口刀,李如森把脸一沉,说:“刀埋了,就当它没了。你要是记挂它,早晚要出事。”后生红了脸,再不敢提。那口诀,李如森只在没人的时候,自己在心里默诵。他怕的,是日子久了,自己把这东西给忘了。拳可以闭着门练,口诀不能在嘴上丢了。
李国荣那时已不大出门,多半时候坐在炕上,听着院子里那一点点动静,心里有数,却从不过问。有回李如森给他端药,他握了握儿子的手,忽然说:“门关了,不是断了。门里那口气,你要给我守住。”李如森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10.3.3 一只手
事情,出在一个集日上。
七树庄的集,是方圆十几里最大的集。虽说是兵荒马乱的年月,可集还是得赶——粮得籴,盐得买,针头线脑也得添。只是如今赶集,人心里都揣着事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生怕撞上鬼子的岗哨。
那天,李如森替家里去集上粜半袋子杂粮。他把粮交出去,转身要走,就见集西头围了一圈人。挤过去一看,是个伪军,抢一个老妇人的篮子。那篮子里是几个鸡蛋,老妇人攒了半月,想换点盐。伪军一把夺过篮子,抬手就要推人。老妇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死死抱住那伪军的腿。
周围的人,谁也不吭声。李如森站在人堆里,拳头攥了几攥。他没想动手——爹的话还在耳边:“先忍着。”可他到底没忍住那半步。他上前,隔着众人,只伸一只手,搭在那伪军的手腕上,轻轻往下一带,又一偏身。就这么一下,那伪军的手就松了,篮子落了地,鸡蛋却一个没碎,骨碌碌滚了一圈。李如森没看那伪军,低头把老妇人扶起来,往她手里塞了两张角票,转身就走。从头到尾,没出一声,没动一拳。
打一个人,有千百种打法。李如森使的这一下,懂行的才看得懂——那不叫打,叫“封手进手同时到”:手一到,劲就出,身步合一,干净得像刀切豆腐。不懂的,当他是劝架的;懂的,看一眼忘不了。
人堆里就有这么一个懂的。他姓崔,排行老三,人称崔三,早年是走江湖卖艺的,翻跟头、耍花枪,混口饭吃;后来世道乱了,卖艺卖不动了,就投了据点,给翻译官跑腿,混了个汉奸的差事。崔三当年在江湖上,见过真练家子,也吃过真练家子的亏,所以那一双眼睛毒得很。李如森搭手那一刹,他站在人群外边,眼皮子一跳。他心里咯噔一声:这可不是花架子,这是身上有讲究的人。
崔三把这事,报给了据点。
据点里那个曹长,正憋着一件心事。原来开春以来,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得凶,鬼子的汽车被炸过两回,据点夜里也挨过冷枪。曹长想练一支“便衣队”,把本地几个“能打的”网罗进来,一来替据点效力,二来“以华制华”。他早叫人打听过,方圆几十里,哪儿有会拳脚的好手。只是一直没个准信。崔三这一报,正撞在心坎上。
崔三添油加醋地说:菜子庄有个姓李的,是正经练家子,家里头,一门相传的武艺,会使刀,会使枪,庄里后生,多半跟他练过。他还说,这李家,不是一般的庄户——他爹,他爷爷,都是这十里八乡有名的拳师。
曹长听完,捏着下巴,眯起眼,半晌,说出两个词:“李……如森……带他来。”
这话,当天就传了出来。
消息在庄里一传开,人心登时乱了。有人替李家捏一把汗,有人悄悄议论,说李家这回是躲不过了;也有那胆小怕事的,开始躲着李家走,生怕沾上连累。李如松挨家挨户走了半宿,不为别的,只为稳住人心——他一进谁家的门,那家人反倒安定了:李家老大还站得直,腰没弯,那这庄子就还没到塌的时候。
起初,还只是据点里几个伪军的闲话。可汉奸的嘴,比风还快。没过几天,菜子庄就有人从镇上带回了风声:据点里点了名,要见菜子庄的“李二先生”。带话的人站在李家门口,压着嗓子,说完就走,像躲避什么晦气似的。
庄里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据点里“请”人,向来是“好进不好出”:顺着去的,多半要替鬼子效力,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;不顺着去的,轻则挨打,重则丢了性命。早两年,邻村有个会点拳脚的,被据点“请”了去,回来的时候,人被折磨得脱了形,往后见人就哆嗦。这一回轮到李家,庄里人都替他们揪着心——揪心归揪心,谁也不敢上门,怕惹祸上身。
那天晚上,李家没点灯。
李国荣坐在炕上,一只手撑着炕沿,一只手把李如森叫到跟前。屋里黑,只有炕缝里一点微光。老人半晌没说话。屋里静得能听见院里老槐树的枝子,在北风里咯吱咯吱响。
李如松先开了口:“哥几个凑一凑,弄点钱,找找据点里的人,看能不能把这桩事,花财免灾。”李如森却摇了摇头。他抬起头,声音很低,却很硬:“他们要见的,是我。躲得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。这个门,我去趟回来——他要我干别的,另说。”
李国荣的手,忽然攥紧了。他慢慢地说了一句话,像是说给儿子,也像是说给自己:“练拳的人,头一条是护身,第二条是做人。到了这步田地,你心里得有数——什么能让,什么不能让。”
窗外,炮楼的探照灯又扫过来,一道白光,从窗纸上一掠而过,照见堂屋里那口上了年纪的老箱柜。箱底里,压着郭邦训传下的那根白蜡杆,压了整整一年。
李如森站起身,望了一眼那口箱柜,又望了望窗外黑黢黢的庄稼地。他没再说什么,只是把那双练了几十年拳的手,在暗处,慢慢地攥紧了。